賓胥無，《史記》作賓須無，齊大夫，嘗輔佐桓公稱霸諸侯，生卒年不詳。

初，公子小白返齊，自立為王，是為桓公，拜管仲為相。管仲賞胥無才，薦為大司理。《管子·小匡》：“決獄折中，不殺不辜，不誣無罪，臣不如賓胥無，請立為大司理。”或謂管仲薦任大司理者非胥無，乃弦章也。《管子·小匡》先言使“弦子旗為理”，又言管仲薦胥無“請立為大司理”。《韓非子·外儲說左下》言任大理者為弦商，《呂氏春秋·勿躬》、《說苑·君道》則為弦章，《晏子春秋·問上》元刻本謂為弦甯，孫本作弦章，《新序·雜事第四》作弦寧。清王念孫《讀書雜誌》言賓胥無本作弦章。其據，《大匡篇》云“賓胥無堅強以良，可以為西土。”知其不為大理。又上文云“弦子旗為理”。知為大理者為弦商明矣。余不謂然。《管子·大匡》既言賓胥無“為西土”，又言“隰朋聰明捷給，可令為東國”，既然“可令為東國”之隰朋可任大行，為何“為西土”之賓胥無不可任“大司理”，此據不足為訓明矣。同篇亦言：“國子為李，隰朋為東國，賓胥無為西土，弗鄭為宅。”揆諸前文，管仲請桓公“賞于國以及諸侯”， 故“管仲賞于國中，君賞于諸侯”。方有隰朋“可令為東國”，賓胥無“可以為西士”，公子開方“可游于衛”，季友“可游于魯”、蒙孫“可游于楚”之進言。管仲之意，一則于國內賞功臣以封地，隰朋可封于“東國”，賓胥無可封於“西土”；一則于外派公子開方、季友、蒙孫等游于諸侯，論功行賞。此知“為西土”非官職也。《管子·小匡》言胥無“不殺不辜，不誣無罪”，《管子·戒》則言胥無之“為人也好善”，證其為大理之上佳人選。即按常理言，賓胥無為桓公重臣，亦管仲之得力助手，與之並提之鮑叔、隰朋、甯戚諸人皆在五官之列，惟賓胥無無任何官職，似與理不通。反觀弦章在桓公時，其事略不一見。身為五官之一，桓公之重臣，管仲之屬僚，于任大理前後之跡均無記，誠不可思議。綜上，余以為于桓公時為齊之大司理者確為賓胥無。

胥無敢於直言。《管子·大匡》載，明年，狄人伐衛，衛君出致於虛，桓公且封之，隰朋、賓胥無諫曰：“不可。三國所以亡者，絕以小。今君封亡國，國盡若何？”《管子·小問》載，桓公問管仲曰：“寡人欲霸，以二三子之功，既得霸矣。今吾有欲王，其可乎。”管仲對曰：“公當召叔牙而問焉。”鮑叔至，公又問焉。鮑叔對曰：“公當召賓胥無而問焉。”賓胥無趨而進，公又問焉。賓胥無對曰：“古之王者，其君豐，其臣教。今君之臣豐。”公遵遁，繆然遠。二、三子遂徐行而進。管仲、鮑叔或不便直言，賓胥無乃直言桓公無以稱王之由。君子坦蕩蕩，此之謂乎！

    賓胥無乃桓公重臣，為桓公霸業多有與焉。《管子·輕重丁》載，桓公欲知“四方之稱貸”，管子“請使賓胥無馳而南，隰朋馳而北，甯戚馳而東，鮑叔馳而西”。賓胥無馳而南，不辱使命，反報曰：“南方之萌者，山居穀處，登降之萌也。上斫輪軸，下采杼栗，田獵而為食。其稱貸之家多者千萬，少者六、七百萬。其出之，中伯伍也。其受息之萌八百餘家。”後世諸書論桓公輔臣，多提及賓胥無。《國語·齊語》言桓公“難能用管夷吾、甯戚、隰朋、賓胥無、鮑叔牙之屬面伯功立”。《說苑·尊賢》謂：“春秋之時，天子微弱，諸侯力政，皆叛不朝；眾暴寡，強劫弱；南夷與北狄交侵，中國之不絕若線。桓公於是用管仲、鮑叔、隰朋、賓胥無、甯戚，三存亡國，一繼絕世，救中國，攘戎狄，卒脅荊蠻，以尊周室，霸諸侯。”《新序·雜事第四》載，晉平公問叔向，昔桓公稱霸，乃臣之力抑君之力，叔向曰：“管仲善制割，隰朋善削縫，賓胥無善純緣，桓公知衣而已，亦其臣之力也。”知賓胥無於桓公之霸諸侯，功莫大焉。